如果是前者，没有合法性的问题，但由此造成的损害也会产生赔偿问题。

[4]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一些组织上，如公司注销是否影响行政处罚的执行等等。[63] 概括来说，将预防论作为行政处罚的目的，至少具有如下理由： 第一，因应时代需求。

原则上，所有借助预防论增添的新型制裁措施，都应当由法律加以设定，而不能随意创设。第三，决定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27]同前注[20]，第202页。在预防论中，我们非但找不到约束行政处罚权的限制规则，恰恰相反，我们还可以推导出更多扩张行政处罚权的理由。因此，诸如责令限期改正的行为应从行政处罚中予以剔除，因为其是基于恢复和预防的目的，主要是用以防止违法行为以后发生，制度面向是朝后的，[85]而非惩罚过去的违法行为。

[72]在报应论下，行政处罚必须恪守过罚相当原则，行政机关非但只能从违法行为中寻找行政处罚的概念和尺度，[73]并且也只能科责违法行为人本人，而不能随意扩及第三人。[13]熊樟林：《论〈行政处罚法〉修改的基本立场》，《当代法学》2019年第1期。但是，如果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法治中没有规范，这个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走上法治道路。

2.3，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共产党领导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之所以是二元结构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建构宪法为统帅、党章是核心和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此产生社会主义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因为宪法中已经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没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规范，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是毫无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有违反宪法的行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在宪法之中，具有合法性。古代的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天下为公和克己复礼，古代的礼具有典型的道德性，规范的是君子的行为：礼不下庶人。

[12]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代表们也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无党派也参与国家政权。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具有直接的宪法依据。

党员必须首先是公民，国家法律适用于全体公民，党员毫无疑问也适用国法，但这个时候是以公职人员身份适用，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适用。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作为执政党都在宪法之中，有宪法依据，因而具有合法性。柏拉图从理论上提出了理想状态下的哲学王君主制，同时也提出了现实条件下的政体命题：法治的君主制是现实中最不坏的政体。[11]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领导党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社会主义宪法不仅仅包括政治制度，还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部分。历史学家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管理型法治体系实施的关键：一是如何确保从君主到各级官僚都能信守法律，依法行政。

英国著名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明确指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正确地做事。……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

后者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它们被用来分配资源、机会和利益，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德国等国宪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宪治模式是某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产物，必将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变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发展以及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性和人民性等进行了陈述，可以说宪法序言是统领性的、是宪法的灵魂，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宪法各章节条文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为了更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我们可以将其与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的价值进行对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而非长期执政党地位决定了中国的法治结构是党规与国法并行的二元法治。

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通过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限制本应是最强者的政治权力，使得政府保持中立或者软弱，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强者即资本成为最强者。社会主义法治是二元法治：全面依规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并且共产党全面领导。

人们津津乐道的限制政治权力不过是强者猴子们的期盼：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君主制的官僚政治、贵族特权及中产阶级利益三者之间反复斗争和妥协之上，这种妥协对自治型法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依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社会。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是社会正义。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政治正义是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

1.1，理论基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建立在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个深厚伟力基础上的。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区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之中，党员代表们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存在的。

财产权更多时候直接保护了拥有物质财富的强者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依规领导使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依宪领导使得依宪治国和依章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党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在宪法层面上就是依章治党和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领导型法治，是对自治型法治的否定和对管理型法治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只能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就是指进入到国家政权内的党员代表们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而非指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华侨民主人士、全国工商界、宗教界的领导或代表，均声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统一战线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画出的最大同心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政党。[3]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